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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刻忍受病痛折磨却一声不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5:02:40

  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刻:忍受病痛折磨却一声不吭

  (文章来自:人民 作者:凌志军着 原标题:揭秘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刻:忍受病痛折磨却一声不吭)

  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,那是很折磨人的,有些人会呻吟,有些人会叫喊,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,有时候还会发脾气。可是“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,”黄琳说,“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,但一声不吭。

  黄琳说,“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,但一声不吭。就是这样,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。”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,有时候异常清醒。还是不说话,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,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。

  1997年2月,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,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,留在家中待命。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,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: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。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,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,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“狼来了”的孩子,至少100次说他“病危”,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,过得既舒适又洒脱。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,可是“狼”真的来了。

 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。根据医生解释,他的心脏健康,肝脾也好,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,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,这在医学上叫做“帕金森综合征”,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。“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,治了十几年呢,”吴蔚然说,“到后来,越来越差。”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,一发不可收拾。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,他一觉醒来,觉得呼吸不畅。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,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,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,开始吃早餐,有牛奶和鸡蛋。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,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——眼镜、手表、放大镜,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。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。这里有一个办公桌,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,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。他喜欢看地图,喜欢翻字典,有时候看看《史记》或者《资治通鉴》,但他更喜欢看《聊斋》。他喜欢打桥牌、游泳、看人家踢足球,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。他喜欢散步,对他来说,那是锻炼,是休息,也是思考。有人说这是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被贬、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,那条着名的“小平小道”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。现在,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,也有这么一条小路。每天上午10点钟,护士就会进来,提醒他出去散步。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,说它长50米,宽40米,绕院子一圈是188米。还说,“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,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”。可是这个早晨,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咳嗽不止,令他不能正常呼吸,不能下咽食物,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。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,只好把他送进医院。

 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(也叫三 一医院),不过十公里,可是在那一天,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。“没有想到,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。”卓琳后来这样说。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,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,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、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,一路向西驶去。这是一个非常时刻,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,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——李鹏去了辽宁,李瑞环去了海南,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,朱镕基去了重庆,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。多少年来,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,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,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,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,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,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,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,全都缩短行程,匆匆赶回京城。

  从外表看上去,北京一切如常。过去100年里,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,这造就了她的宽容、幽默、敏感和麻木。2月15日,星期六,正月初九。1000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,秩序有些乱,不过,不是要闹事,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。报纸上的消息说,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“公开选拔高干”的最大动作。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,贴着一纸告示。上面说,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45岁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、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。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,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,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,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,上面写着: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。”殿内展台密布,全都编着号码。“第七号”是市政府办公厅,“第十二号”是市政管理委员会。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,叫做“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”,主任叫韩铁城,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,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宣布:“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。”副局长的职位有57个,报名者共有1631人(包括1020个大学本科生、168个硕士和59个博士),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。它的开头一句说:“年龄是个宝,学历不能少。”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,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,都是一样,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,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。

 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,33岁的周茂非对一个试题的回答,就最好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已经改变和还未改变的东西,是怎样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的。周是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硕士研究生,也是邮电部北京通信元件厂常务副厂长和高级工程师,现在他告诉主考官,他希望担任北京市侨办的副主任。

  “好吧,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,”考官对他说,“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: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,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;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,被送进医院;第三件事呢,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,你是主谈;第四件事,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,要你阅处,现在你怎么办?”

 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: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,而不在于轻重缓急。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,很虔诚地表示欢迎,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。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,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,当然也不会忘记,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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